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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内涵及对当前民族工作的启示

更新时间:2014-08-20 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 点击数: 次 【字体: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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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少数民族群众在一起

     邓小平民族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智慧结晶。邓小平民族理论内容丰富,涵盖了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宗教信仰、民族工作方式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既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又是对当代中国民族工作的准确把脉。

  (1)强调民族问题的解决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大问题。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民族问题的解决,认为“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的问题”。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这些思想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对于民族问题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同志对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也有清楚的认识。由于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异常复杂。邓小平以进驻西南地区半年还未搞清楚有多少民族的例子说:“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这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要消除历史上形成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要解决各种民族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工作的准备。

  为了做好民族工作,解决好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把民族问题放在社会革命总问题中思考,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站在党和国家全局性的高度,根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基本任务来把握民族问题,根据各民族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做好民族工作。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思想,以及他认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是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财富。

  (2)强调建立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民族关系问题。他说,像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搞好民族团结,解决好民族关系问题,就是最大的工作成绩,就是工作做得好的标志。

  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致开幕辞时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搞好民族团结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搞好民族团结,就要消除民族隔阂,要同时抛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因为两个“主义”一消除,团结就出现了。民族分裂活动是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最大危险,是影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邓小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

  各民族平等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基础,也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先决条件。邓小平强调,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平等的,而且是“真正的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何为“真正的平等”?首先,真正的平等必须是真实的,付诸实践的。邓小平说:“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执行。”我们不仅要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下制定民族政策,更要把所制定的政策付诸实践,真正地去执行这些政策。其次,真正的平等必须是事实上的平等。我们不仅要帮助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还要采取措施使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得到改善和提高,尤其要把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作为核心工作,这样才能为民族团结奠定坚实的基础。

  (3)强调民族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

  实现民族发展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认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繁荣,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是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我国民族地区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但底子薄,基础差,自我发展能力弱。邓小平主张,党和国家要千方百计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少数民族地区要利用好这些帮助和扶持,积极探索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发展的途径。邓小平还把民族发展作为判断民族政策正确与否和观察民族地区工作成败的标准,“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

  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条件,无论是制定方针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还是实施各项重大政策措施,都要研究民族特殊性和地区特殊性,要照顾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不能搞“一刀切”。为了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先发展沿海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动力。少数民族的命运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是一体的,民族地区不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不完整的,民族地区不改革,少数民族各项事业就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邓小平指出:“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在全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总体形势下,民族地区不能游离于改革大局之外。

  (4)强调“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对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完善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邓小平强调:“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真正实行”四个字,表达了党中央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执行的态度。既然“真正实行”,就不能停留在形式上和表面上,而是要在实质上、实际上实行,就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充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要把经济搞上去,使民族自治地方得到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果只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形式,“如果不把经济搞好,少数民族从民族区域自治中得不到好处,那个自治就是空的”。

  其次,邓小平认为,“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他根据我们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经验,在总结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联系起来。他说:“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

  再次,邓小平提出要用法律手段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他主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固定下来。邓小平关于法制建设与制度紧密结合的思想,把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实践工作都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邓小平同志还提出,“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定要多培养民族工作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充分发挥他们在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在做好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既要着重数量,更要注重能力素质的提高;既要充分信任,更要放手使用。

  (5)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民族问题往往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邓小平说:“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不能用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去处理思想和信仰问题,那样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观念、宗教戒律和宗教道德往往和该民族的礼仪、节庆、婚丧、服饰、禁忌等风俗习惯渗透融合在一起。因此,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还要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相结合。

  邓小平强调,信仰不同并不意味着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各族人民要在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他在1980年8月26日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提出,宗教方面不能搞狂热,要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适应。

  邓小平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是他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党团结各民族不同信仰的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强调实事求是和尊重少数民族意愿的工作方法。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邓小平强调,我们解决民族问题或从事民族工作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从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充分调动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不要单方说了算。同少数民族“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民族地区情况特殊,如果按照惯常的做法去处理和决定问题,很容易犯错误。为防止工作上的主观片面性,就需要多听取少数民族意见,因为他们对情况熟悉,所提意见较符合当地实际。他说:“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

  邓小平所强调的做好民族工作的基本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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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等领导与边疆少数民族青年合影

  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邓小平民族理论成就,结合中国的国情、民情、族情和区情,不断探索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理论、新经验,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

  (1)一定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的解决。

  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的解决。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从全局性、战略性高度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江泽民同志也告诫全党:“民族、宗教无小事。”在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概括了新时期我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并强调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关心民族工作。他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调研考察,就民族团结、民族地区发展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2)一定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2005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将“和谐”因素引入民族关系领域,标志着我们党民族关系理论已成体系。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一项新任务、新要求。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

  (3)一定要牢牢把握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主题。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工作,把它作为全部民族工作的核心内容。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

  中国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发展。不发展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发展就不能体现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正确性。民族团结是发展的基石,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历史告诉我们,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在多民族国家,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实现民族解放,才能建设好国家,才能有幸福生活。我们必须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一定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邓小平关于“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论断,为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明了方向。

  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其次,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我们必须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围绕如何充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如何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更好地发展等作出新的探索,也就是围绕“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出新的探索。

  (5)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

  在解决民族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坚持中国自己的道路,探索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道路。经过多年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我们深刻认识到,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全局,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根本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指出:“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处理好民族关系,关键是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正确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今年在欧洲访问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些重要论述,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民族工作所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同时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自信,对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自信,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信,更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信,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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