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天主教 - 宗教团体 - 贵州民宗委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宗教团体 > 正文

贵州天主教

更新时间:2014-06-13 点击数: 次 【字体: 打印本页

第一章天主教传入及活动

  天主教(Catholicism)亦称“公教”、“罗马公教”,明末传入贵州。截至2000年12月,全省有开放教堂66座。有主教1人,神父20人,修女22人,教徒9万多人。

第一节天主教传入贵州

  明万历三年(1575年),罗马教皇额我略十三世将中国列入传教区域时,将贵州划归澳门教区管辖。在西方传教士进入贵州之前,贵州已有天主教活动。明永历帝的太后、太子、重臣、婢女中信教者以百计。传教士瞿纱微等曾在朝廷任职,永历朝廷还与罗马教廷有交往。清初,永历朝廷退至安龙,天主教亦被带入该地。贵阳陆某教徒,原住江西,因信教发配至贵州后,仍时常宣传教义并去重庆法国传教士处受洗。思南府王某,其先祖在京信奉天主教,回乡后世代承袭其信仰,又因王某与孙家开亲,孙家也因此信教。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法国方济各·巴侣(Francois·Pallu 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任东京(今越南北部)代牧(即罗马教廷直接指定的主教),并为中国南方数省的“宗座总理”(教皇指派的负责人),贵州即属其管辖。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罗马教廷划出中国北京、南京、澳门三主教区归葡萄牙传教势力管辖,将贵州隶于南京教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增设8个“代牧区”,贵州即新设的代牧区之一。康熙四十年(170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都嘉禄(Turcotti亦译为杜克蒂)兼任贵州首任代牧。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派遣法国遣使会会士亚比亚立(Appiani)、耶稣会会士博尔克(Porquet)、顾朵克斯(Couteulx)到贵州考察(后亚比亚立前往四川,顾朵克斯前往云南)。次年,博尔克亦因在贵州无法立足而离开。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刘声闻(Visdelou)任贵州代牧兼福建、广东宗座代理,由于当时清政府禁教甚严,他无法进人贵州,便将贵州教务委托四川宗座代理、法国遣使会传教士穆肋勒(Mullener,又名穆天池、穆勒尼)兼管。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穆肋勒到务川、思南一带,发展了几名教徒。雍正朝以后,贵州的修士至槟榔屿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办之总修院求读。

  清乾隆二十年(1754年),务川毛田有一个生意人在四川信教,回家后劝说家人信教。两年后,范益盛到务川传教,便以他家为据点,发展并成立贵州境内第一个教会,约20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罗马教廷传信部令贵州与四川传教区合并,由四川代牧主教选派中西传教士前往贵州管理教务。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范益盛被罗马教廷委任为四川宗座代牧及云、贵两省署理主教。范曾亲到务川毛田、思南一带给新奉教者讲道,给一些成年人付洗。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法国传教士梅耶与中国籍传教先生孙本笃(生于思南,在四川入教),从四川涪州到贵州务川毛田一带传教,先后4次入黔,“劝化”约百人。梅耶还为发配贵阳的陆姓江西望教徒(愿意信教尚未受洗入教者)付洗礼;派四川女教徒罗宋氏保纳到贵阳,在妇女中进行传教活动,有30多人入教。后因官方严禁,罗宋氏保纳返回四川。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已升神父的孙本笃被派到绥阳黄渔江传教。同年,刘瀚墨(译名韩默,Hamel)神父至遵义传教。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前后,法国传教士梅耶神父(Moye)管理川东、贵州教务。此后,贵州教务的管理权从广东转移到四川,从葡萄牙转归法国,从耶稣会转移到巴黎外方传教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孙本笃转至贵阳,逗留数月,曾至猪场铺,吸收10余教徒,随即返回四川。后蒋若翰(务川人),负责巡视务川一带教务,其间曾至贵阳吸收20余名教徒。贵阳教徒因无神父,曾派出5名代表至重庆受洗,并请求重庆教会派神父到贵阳,未获同意。仅蒋若翰派一传教先生至筑。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徐德新(Dufresse,曾用名李多林)由澳门回重庆,接管川东北及贵州教务。乾隆六十年(1795年)中国神父罗玛弟应徐德新之请,到贵州管理教务。他派传教先生胡世禄(教名老楞佐)、冷某等2人来贵阳传教,停留1月返回。途经遵义时,为当地89名教徒布道。嘉庆元年(1796年),罗玛弟神父至龙坪场传教。次年,务川教友购地办学,四川一贞女来设女校一所。

  清嘉庆三年(1798年),胡世禄又与罗宋氏保纳来到贵阳传教,与贵阳教徒集资购猫猫巷(今陕西路)民房一幢,作为布经讲道、接待外地神父之所。另有教徒张大鹏、袁巴尔、多录茂(都匀人)在定番(今惠水)、都匀传教。次年,有教徒在贵定传教。至嘉庆四年(1799年),全省教徒为599人(其中贵阳教徒100人)。清嘉庆年间,贵阳举人王正与罗某、袁某3人到京会试时曾受洗信教,王正还买了100卷书籍回黔散发,发展了望教者80余人。嘉庆七年(1802年),徐德新赴四川崇庆州黄家坎,就任四川宗座代牧之职。次年9月2~9日,主持召开川、滇、黔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教会会议—“崇庆会议”,与会14人中,有黔籍神职人员朱荣、罗玛弟、甘玛窦。徐德新分贵州教区为两部分,一为黔东道,包括贵州东部和东北部,主要堂口在务川(毛田、毛燎)及川南,由中国神父蒋若翰管理;一为黔西道,包括贵阳、遵义及兴义等地,由中国神父罗玛弟管理(后因罗未至,派鲁依纳爵至贵阳、遵义一带巡视)。清道光元年(1821年),天主教传入毕节发支窝“开教”;道光四年(1824年)后传入兴仁大山等地。

  由于清政府禁教,嘉庆五年(1800年)入教人数有所下降,贵阳领洗者为12人,望教者53人,教徒中婴儿领洗者77人。次年起,人数有所增加,领洗者21人,望教者23人;嘉庆九年(1804年)领洗者7人,望教者41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望教者增至104人,领洗者48人。全省教徒为1402人。在贵州从事传教的中国籍神父还有刘达陡、杨本笃、刘玛窦、陈西孟、李哥斯默、刘多默和法籍神父伯特朗等。早期入黔传教的传教先生,多来自四川,除前述孙本笃、罗宋氏外,还有冷么公、胡世禄等人。

  由于清政府不允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天主教传入贵州,最初是由传教先生和教徒秘密进行。因民众入天主教后,不拜天地、不敬祖宗、男女齐聚,不合中国的传统习俗,故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反对和民众敌视,。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川彭水县及涪州查获传习天主教案,在信徒家中查出贵州务川县携来铜像、书本,贵州地方官府遵乾隆帝旨,将信徒蒋登庸等判刑充军。两年后传教士梅耶与传教先生孙本笃在务川毛田传教时被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贵阳禁教,梅耶回到法国。嘉庆二年(1797年),贵阳教徒王举人、罗多默、冯某(初学教义者)等被捕,被迫表示放弃信仰。嘉庆四年(1799年),清镇教徒朱必荣被捕。次年,因白莲教徒500多人在贵阳附近活动,地方官吏认为与天主教有关,派出武装士卒,将贵阳天主教经堂包围,严加搜查,逮捕胡世禄和一名教徒,经堂充公。后又在两个教徒集中点逮捕教徒7人。判处胡世禄终身监禁,罗宋氏保纳押解回重庆,刘文元和其余教徒则被发配到蒙古等地。贵阳官府张贴禁教布告,建立保甲制,实行十家连坐法。嘉庆八年(1803年),一信教的盲人乞丐从四川泸州来贵阳,在客栈劝说数人信教,官府将其逮捕,遣返泸州。嘉庆十一年(1806年)贵阳县衙逮捕教徒6人和望教徒4人,关押170天,处以鞭刑后释放。嘉庆十五年(1810年),兴义府景家冲教民集会过圣诞节,被控告谋反,官府派兵围剿,5名教徒被判流刑。次年,教徒廖廷级、顾占鳌等人在贵阳天主教经堂念经时被捕判刑,贵阳天主教经堂被官方下令捣毁。嘉庆十七年(1812年),贵州巡抚颜俭被人控告贵州地方有天主教活动,清廷责为失察,将其革职。景敏署理贵州巡抚时,对贵州天主教活动严加取缔,饬令有关人员严密查拿。嘉庆十九年(1814年),贵阳张大鹏等教徒被捕,其中15人被发配至新疆伊犁,2人发配到黑龙江。不久,又有17名教徒被捕。被捕教徒中18人放弃信仰,15名未被捕者自动投案而“背教”。道光十九年(1839年),贵阳猫猫巷经堂修建围墙时压倒邻居刘姓的一棵树,刘告到官府,郝开枝及教徒30余人被捕,其中有26人叛教。郝开枝被判死刑,24名教徒流放蒙古。

第二节清末贵州天主教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天主教获得在华传教特权。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道光皇帝被迫下令对天主教开放“教禁”,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二月二十日又发布上谕,允许归还雍乾年间查禁的天主教教产,但仍不允许传教士擅自到内地活动。三月二十七日,罗马教皇额我略十六世宣布贵州为宗座代牧区,仍由四川代牧区助理主教范若瑟兼管。次年6月,法国巴黎外方传教士白斯德望至贵阳。白斯德望早年接受天主教系统教育。在新加坡、泰国等地传教时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礼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由泰国经重庆而进入贵州。当时贵州仍为禁教地区,但因他貌似中国人、能说汉语,活动较为方便。他多次到黔北、黔东、黔南、黔西南、贵阳附近传教。第一年即告解485次、主持圣餐礼114次。其工作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所赏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为贵州代牧区主教。清道光二十八年~咸丰元年(1848~1851年)间,招收教徒子弟在传教士身边或派学生出国到槟榔屿大修院进行培训。道光三十年(1850年)贵阳北堂落成(贵州教区主教府即在此堂),附有男、女学堂各1所;为加强与外地联络,建立贵阳到广州的定期邮班。咸丰元年(1851年),白祝圣了贵州第一位中国神父骆文灿。清咸丰二年(1852年)开办男、女学堂各1所(教师分为3人、4人),修院1所(在贵阳六冲关、有修生6人、教师1人)。根据贵州社会贫困的状况,白斯德望设立医馆,免费治病特别对患病儿童施药,作为传教的重要渠道。1848~1852年间在贵阳、定番(今惠水)、都匀、镇远设立了4个医馆。在白斯德望主教任内,共有法国传教士5人,中国神父1人,教徒由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1200人,上升到2200人。白斯德望所开创的兴建教堂、开设宣教点、培训本地传教人员、兴办医馆、幼稚学校等,成为此后贵州教会工作的基本模式。

  随着清政府开放“教禁”,贵州天主教活动内容和形式在发生变化。法国传教士童文献(M·Perny 1821~1907年)于咸丰四年(1853年)接任贵州教区教区长,为发挥贞女在传教中的作用,在北天主堂侧面建女修院,培养修女,为教会传教服务。重视培养本地传教人员,在贵阳市六冲关建男修院,培养神职人员。历3年建成,胡缚理任院长,修生共15人。规定修院不只使用拉丁语教学,修生还要用全部课程1/3的时间学习中文。为减少修生们抄誊书籍的大量劳动,在修院创办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先是用木刻翻印了一些文学书籍,随后从法国运来活字钉,以活字版印刷。咸丰七年(1857年),修生杨通绪(圣名达陡)学成毕业,晋升为神父。为帮助外国传教士教授拉丁语和修生学习《圣经》及神学知识,编了《拉丁中华小字典》、《法、拉、中通行官话字汇》、《中国格言录》、《增补法、拉、中通行官话字汇》、《中拉对话集》、《谈话写作中国文规》、《中国古书中公教信理的痕迹》等著作,并创办《贵州教区日记》,刊载教区动态消息,介绍历史、地理知识。但童文献强调外国传教士有权监督中国神父。

  咸丰四年(1854年),教会在贵阳北郊六冲关(今鹿冲关)购置马家土等处的土地,并将白斯德望墓地迁葬该处的小山包上。咸丰九年(1859年),在青岩购建成大修院;在贵阳北堂开办贞女院。咸丰十一年(1861年),修葺贵阳北天主堂。清同治二年(1863年),在主教府建造主教住房。同治五年(1866年),兴建圣斯德望堂和贵阳南天主堂。同治六年(1867年),以200两白银买得贵阳大营坡作为神职人员、教友的墓地。次年,建贵阳六冲关天主堂。还先后开设孤儿院、印刷厂,出版教区日报,筹建图书馆等。咸丰十一年(1861年),贵阳青岩大修院被青岩团务道赵畏三摧毁后,先迁至清镇塘儿(坡)未及三月,经堂失火,遂并入贵阳六冲关修院,白伯多禄任院长,有修生44人,内分大、中修院(1897年大修院又迁往贵阳南门外及幼堂)。咸丰六年(1856年),在贵阳北堂修建女修道院(称童贞院)。同治六年(1867年),又建南堂童贞院(任国柱任院长)、安顺童贞院。同治九年(1870年),贵阳北堂设立预修院。为培养在俗传教人员,1874年重建贵阳北天主堂、建六冲关圣母堂。道光八年(1882年)建六冲关若瑟堂。道光三十三~三十四年(1907~1908年),在贵阳北堂创办一传教学堂。

  这一时期天主教发展迅速。清咸丰十年(1860年),有主教1人,外籍传教士10人,95个传教点,中国神父2人,教徒为3677人。同治九年(1870年),主教1人,外国传教士15人,中国神父3人,修女27人,男女传教先生30人,修院1所,修生45人,学堂31所,大小教堂和活动点170处,教徒8000人。19世纪90年代,有主教1人,副主教2人,外国传教士26人,中国神父6人,传教先生58人,贞女5人,教徒16625人,大小教堂66座。

  天主教贵州教区的传教活动是由贵阳而渐向黔北、黔东北、黔西南传播,先后建立传教点和教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湄潭建教堂。道光三十年(1850年),向黄草坝(今兴义)、桐梓、石阡、团坡、镇宁等地派出传教人员。次年到安顺,贵阳青岩,贵定平伐犀头岩等地传教。咸丰五~七年(1855~1857年)传至毕节、郎岱(今六枝特区)毛口、普安。同治五~七年(1866~1868年),建成遵义县城、惠水县城、安顺、普定、镇远、仁怀二郎坝(现属习水)、郎岱、黔西、兴义大山、兴仁、安龙、龙里、福泉团坡、贵定平伐、都匀、独山等地大小教堂或神父住宅。李万美任主教时期,将修建大小教堂和神父住宅,作为传教和巩固传教重要的工作。遵义、安顺、龙里、清镇、普定、贞丰、安平(今平坝)、定番(今惠水)、绥阳、都匀、仁怀、归化(今紫云)等地都修建了教堂或神父住宅。1874年(同治十三年)重建贵阳和平路北天主堂大教堂。同时修建六冲关圣母堂和圣若瑟堂。道光二十年(1894年)传入大定(今大方)并建教堂。道光二十三年(1897年),余庆教堂建成。道光二十六年(1900年)全省教徒为4万人。至宣统元年(1909年),又建成思南、湄潭、石阡、仁怀(现属习水县)二郎坝、黄平旧州、贵定犀头岩、盘县水沟桥、三都九阡、晴隆莲城镇教堂等。

  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胡缚理收到从北京法国公使馆发来的“传教士护照”后,他穿上主教礼服,在法国传教士任国柱的陪同下,乘紫色显轿,盛设百余人的仪仗,去见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受到何冠英的冷遇和田兴恕的拒见。贵州提督田兴恕等警告胡缚理:黔省教门已多,实无增加教门之必要。今后教徒中,如有违法乱纪之事发生,汝等不能辞其责。几天后,田兴恕连续3次派兵到贵阳北天主堂,驱赶教徒,查抄经像、祭品及各种宗教用品。田兴恕、何冠英还联名向各府、州、县发出一秘密公函,要求对欲图传播天主教淆惑人心者,以外来匪人看待,随时驱逐,或借故处之以法。是年端午节,青岩民众按当地习俗上街“游百病”,当一部分群众走过姚家关大修院门前时,一群小孩齐声高诵民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大修院守门人和4名修士出来驱赶,与群众发生争吵。曾帮助天主教修建青岩大修院的青岩团务道赵畏三,为掩盖其与外国传教士的关系,按照“秘密公函”要求,迅速派团丁将4名修生抓到青岩团务署训斥,扬言要处死不愿放弃洋教、脱离洋人者。4个修生回去报讯后,院长白伯多禄即于次日率领全院修生逃往附近的杨梅高寨教徒家中躲避。5天后,赵畏三因修院不予答复,派人将看门人和两位刚回修院的修生押至团务署,关押在龙泉寺。并查抄大修院,烧毁房屋。田兴恕遂提升赵畏三为全省团务总办,兼署青岩团务。7月29日,赵畏三按田兴恕的命令将罗廷荫等3人押解至青岩城北谢家坡行刑,在附近河边洗衣的大修院女厨工王玛尔大被团练抓住,与3人一同处死。胡缚理得知青岩的消息,立即写信给在重庆的梅西满,令他火速前往北京,向清政府交涉。通过与清政府代表劳崇光的谈判,双方议决:令贵阳府迅速张贴中法“天津条约”20份;令贵州巡抚将抢去胡缚理的书籍和宗教用品、屋舍等如数赔还,原物已毁者,赔银5千两;被杀4人,每家赔银250两,并由赵畏三赔造富丽坟墓4座。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五日(2月13日),开州(今开阳县)夹沙龙的群众搭龙灯,准备祭龙神。当地民间组织“一心团”派人通知天主教徒参加,教徒以奉教为由予以拒绝。“一心团”总办周国璋等前往说服时,与教徒争吵起来。周国璋禀报开州知州戴鹿芝后,戴即飞报田兴恕。田兴恕让缉案就地正法。二月十八日,戴鹿芝派周国璋率团练数10人,先逮捕囚禁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后又逮捕教徒张天申、吴学圣、陈显恒、易路济(女)4人。几天后,全部处死。得知法国传教士被处死,贵州教会决定派“外事司铎”任国柱赴京,通过公使馆向清政府提出严重交涉。哥士耆即电告法国政府,同时联络英、美、俄等国驻华公使一起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杀死文乃耳的官员。经反复交涉,赔偿白银1.2万两,贵阳六洞桥田兴恕公廨划拨给贵州天主教会,将田兴恕遣戍完案。

  此后,清朝贵州地方政府对天主教的态度开始转变。为对付咸同年间贵州各族民众反清起义,云贵总督劳崇光于同治二年(1863年)求助胡缚理制造大炮数尊,安置于贵阳城墙上。他也应胡缚理的要求,派了20名兵丁保护六冲关修院。为了对付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普安州大坡铺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回民起义,清政府除派兵镇压外,兼用诱降政策,同治三年(1864年)劳崇光托胡缚理出面,劝降黔西南回民起义军。是年六月胡亲自从安顺写信给起义军首领马河图劝降,遭其拒绝。后胡缚理在苗族聚居区传教,不少与政府对抗的群众信了教,愿与官府言和。在得知黔西南回民起义军另一首领马忠有意接受招纳后,胡缚理派传教士任国柱前往黄草坝(今兴义市)与马忠商谈受降事宜,使其最终降清。回民起义军由此逐渐瓦解。同治二年(1863年)劳崇光、张亮基即以云贵总督、贵州巡抚兼提督名义联合布告全省,称天主教劝人为善,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传教士,允许民众信仰天主教。

  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初五端午节,遵义新旧两城民众齐集炎帝庙打醮求神,祭醮首人杨树勋与天主教徒杨希伯有夙怨,当杨树勋率众进香时,杨希伯上前阻止,双方发生口角。后杨树勋等迎表行至大十字街时,杨希伯又带领百余教徒冲击迎表队伍,撕毁表章,且大打出手,杨树勋等避入炎帝庙后,杨希伯等追入庙内,将庙里一切器物打毁。杨希伯等人的凶暴行为激起民众的愤慨。当天,数千人拥至杨柳街,捣毁经堂,抄走其设备、书籍等。同时还将城外总府坝爱仁堂(教会医馆)捣毁。“端阳五月五,瘟祖打天主”的民谚到处传诵。贵州当局派候补道陈昌运前往查办。六月二十六日,陈昌运来到城南,数百民众拦轿告状。陈昌运了解事情真相后,向黔抚建议:劝说贵州主教胡缚理等和解了事,并护送布沙尔等暂离遵义。胡缚理听了布沙尔等的汇报后,写了致法使罗淑亚的信函2件。七月,派法国传教士梅西满带到北京,面交罗淑亚,请求向清政府交涉。同治十年(1871年)一月,清政府屈从列强的压力而将遵义教案结案:纠众抢夺教堂财物的傅有沅,拿获讯明正法;杨希伯挟嫌逞凶,激成众怒,导致天主堂被毁坏,发配边疆充军;杨树勋争殴酿成巨案,杖二百,流二千里。贵州所发生的几起教案,共赔银7万两。此间,曾发生传教士利用特权干预中国内政行为。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初三日,胡缚理擅用照会形式,要求奖励承办教务的清朝官员前贵东道多文等人。总理衙门行文贵州巡抚,认为此举显系违例,命贵州巡抚饬命该主教,今后不得擅用照会。

  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十三日夜,有人在遵义天主堂门外嬉戏,喊“打天主堂”的口号,教徒与民众发生口角,教徒文三和等杀死围观天主堂的群众7人,第二天,遵义城罢市,群众拆毁教堂房屋,并将7人棺殓,埋于其中。贵州主教李万美派人去北京,向法国公使报告,促法国公使转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清政府与法国公使交涉达10年之久。法驻华公使串通英、美等国驻华使节联名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协议:中国政府对遵义天主堂和教徒所受损失赔款3万两;黔北一带被捣毁天主堂及其所属房屋,由中国官方负责修复;责令地方官对传教士加以保护。同时确定停止天主教在遵义传教权12年,认给被害平民每房埋葬费100两。

第三节民国贵州天主教

  为适应教会活动发展的需要,民国11年(1922年)罗马教廷在贵州成立安龙监牧区,民国16年(1927年)成立主教区,贾禄由监牧升任正权主教,主教府设于安龙天主堂总堂。民国21年(1932年),罗马教廷又批准石阡分设教区(为监牧区)。民国年间,天主教徒人数的增加较快。据统计,民国2年(1913年)全省教徒为1.66万人;民国9年(1920年)为3.4万人;民国34年(1946年)为5万人。

  辛亥革命时期,天主教传教士为了解社会动态,曾利用贵州邮政总长杜达(印度人)的关系,安插教徒担任遵义邮局、贵阳黑石头街邮政分局局长。法国传教士劳若望到贵阳达德学校担任法文教员,并与校长凌秋鹗交好。民国元年(1912年)春,滇军入黔,颠覆贵州大汉军政府,教堂及大中修院容留标统李香池、协统黄敬斋等避难。同年6月,六冲关修院院长李嘉善率全院修生远出修院列队欢迎,盛情接待唐继尧等贵州军政要员。周西成、毛光翔掌贵州军政大权时,教会和主教或请他们到教堂、修院、教会学校参观、题字、留影,或请他们在举行大礼“弥撒”时观礼。民国18年(1929年),周西成率部出征时,专程到北堂与主教施恩话别,施恩则赠以葡萄酒、面包,并为之祈祷。毛光翔之母过生日,施恩等亲往祝寿,送寿礼。作为回报,周西成、毛光翔以省主席、军长的名义,发布告示,内容为“教堂重地,闲人免进”或“禁止驻兵”等,张贴于各教堂门首。民国24年(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主教蓝士谦专程从贵阳赶至遵义,率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友躲避。是年冬,红二、六军团长征过石阡,德国传教士逃到思南后,雇佣密探,侦察红军的动向,并向国民党驻军报告。德国传教士耿友华带着望远镜随保安队行动。1936年,由蓝士谦主持,贵阳教会在北堂为蒋介石举行庆寿大礼“弥撒”,邀请顾祝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观礼,举行招待会、合影等。民国34年(1945年),蒋介石到贵阳,亦邀请蓝士谦及法国传教士参加在南明堂举行的集会。从民国25~34年(1936~1945年)任贵州地方当局的要员顾祝同、吴鼎昌、杨森等都曾到六冲关中修院参观并受到盛情接待。抗日战争时期,德国传教士步和施等,指使人在黄平机场拍照,在凤冈等地绘制地图等。

  民国35年(1946年)3月,贵阳教区庆祝教区成立100周年。邀请重庆教区尚维善主教、昆明教区德维能主教、安龙教区贾禄主教、石阡监牧区监牧步和施来贵阳参加庆祝活动。开头和结尾的主教大礼弥撒都在北堂,以后依次在六冲关迎圣体和在博爱路、新华路教堂由邀请来的主教们分别举行大礼弥撒。庆祝活动约进行了1周时间。

  民国37年(1948年),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里派其助手、爱尔兰籍神父莫克勤(William A·Mc Grath)来华组织圣母军,贵阳、安龙教区及石阡监牧区主教积极支持。同年,外国传教士安济华、步和施等在贵阳、石阡等地组织反共的“圣母大游行”,宣传“法蒂玛圣母显圣”等,还组织家庭迎圣母等活动。传教士安济华在贵阳南堂发起组织“圣母军”。此后,在贵阳六冲关中修院、石阡雷家屯、德江、望谟组织“圣母军”,在大修院组织、安龙组织“圣母慈爱祈祷会”,在盘县成立“圣母慈爱祈祷会”和“青年圣母军”。

  在贵州近现代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和反帝反封建思潮的影响下,贵州天主教教徒和中国籍神职人员中爱国和变革意识也在滋生发展。辛亥革命前夕,贵阳天主教大修院修生即向大修院院长、法国传教士范恩利要求追随社会潮流剪掉发辫,他们的报告还写到:“国家将变,辫子亦变,既然将变,不如早变,有辫不便,无辫方便,割辫割辫,曷为堪恋!”宣统三年(1911年),贵州辛亥革命爆发,有教友参加新军,并将参加革命有功所获奖品请法国传教士范恩利代为保存。滇军入黔,一些新军士兵和革命者被枪杀,其中就有原天神会学生教友20多人。民国4年(1915年),为抗议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贵阳南北堂教徒发起组织“抗日救国会”。传教学堂的学生不顾法国传教士的阻拦,翻墙出去参加游行示威。

  民国8年(1919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批准中国教团进行“天主教中国化”运动。民国15年(1926年)二月,教皇庇护十一世又重申“不得阻碍中国司铎担任司铎区及大主教区主教”。然而贵州教区却迟不执行。对此,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曾以各种形式表示不满和抗议。修生李元章不满修院只庆祝法国国庆不庆祝中国国庆的规定,有意在国庆日燃放鞭炮以示抗议,竟被修院开除。一些中国籍神职人员则公开向法国传教士表示要讨还“Jus”(权利),他们还写请愿书寄往罗马教廷传信部,主张天主教改革,主张中国神父自主办教会。民国16年(1927年),贵阳教区主教施恩迫不得已才将遵义、桐梓、绥阳、湄潭、二郎坝堂口的外国神父调往黔西南,任命中国神父袁泽宣为遵义总铎,总铎区堂口全部由中国神父管理。中国籍神父备受鼓舞,商议筹建黔北自治教区,以摆脱法国教会的控制。但此计划遭到法国传教士的阻挠破坏,终无成果。民国19年(1930年)11月,贵州教区中国神职人员自费创办的《华铎通讯》(简称《铎讯》)出版,首期即登出全省中国神职人员的姓名、简历及住址等,以增进联系和团结。民国20年(1931年)6月,为祝贺华铎杨骏晋铎金庆,特编专刊以示庆贺。对于《铎讯》问世,外国传教士十分不满,他们通过教区主教,将刊物升格为教区刊物,对发表的文章内容作出限制,办刊经费则仍由中国神职人员负责。中国神职人员坚持办刊到民国36年(1947年)。贵阳预修院院长一职历来为外国传教士把持,民国36年(1947年),因院长法国传教士叶若翰回国,改由中国神父戴溯希出任。次年,叶返华,主教蓝士谦让他复职,在中国神父的支持下,戴向主教明确表示反对意见,并警告“如不合理解决”,“便脱离教区,各自回家”。最后蓝士谦以“不许对院规有任何改革”等为条件,终于让中国神父继续担任修院院长。

  民国时期,中国籍传教人员增加较快,自成立大修院以来全省先后有276人进入大修院,毕业或肄业后,多在各地教堂、传教点工作。到1950年初,贵阳教区有中国籍神父96人、安龙教区有20人,石阡监牧区有6人。

  第四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天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主教界人士和爱国信徒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割断与罗马教廷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联系。

  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神父王良佐等500余名天主教徒率先发表宣言,主张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宣言发表后,195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1950年底,范介萍、周健钟等10余人在贵阳发表“抗美援朝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宣言”,有1022名教徒签名拥护。1951年3月5日,贵阳市宗教界万人上街示威游行,支持抗美援朝运动,天主教界有1200人参加。4月20日,贵阳教徒周健钟在《新黔日报》上发表《这就是天主教的方向—致贵阳市天主教神长教友的公开信》,号召全体天主教神长教友站在反帝爱国立场上,开展“三自”革新,得到了省内中国神职人员特别是广大教徒的支持。周健钟与邓汲谦、范介萍及部份教徒,起草了《天主教贵阳教区三自革新宣言》。《宣言》公布后,有中国神父、修生、修女和教徒1800人在宣言上签名。6月16日,法国传教士、贵阳教区主教蓝土谦被迫在贵阳北天主堂正门举行交权仪式,将贵阳教区管理权交给邓汲谦,蓝土谦还向邓下跪“亲权”。6月24日,举行了“天主教贵阳教区三自革新协进会”成立大会,与会者1600余人。选举邓汲谦为主任委员,范介萍为副主任委员,周健钟为秘书长。不久,安龙和石阡教区也先后建立三自革新组织。10月26日,石阡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驱逐天主教石阡监牧区监牧步和施等人出境。1952年3月,相继成立了贵阳、遵义、安顺等地的天主教三自革新会。1956年3月,贵阳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不久,遵义、安顺、石阡、安龙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1958年6月6日,贵阳教区全体神父和教徒代表选举陈原才为贵阳教区正权主教。6月15日,举行了祝圣典礼。6月23日~25日,贵州省天主教爱国会第一届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制定了《贵州省天主教爱国会章程》,选举陈原才主教为主任,叶有实、周健钟、雷维哲、郭显荣(女)为副主任,周健钟兼任秘书长。1959年到1963年下半年,省天主教爱国会组织编纂了《贵州天主教史资料选集》(1~4集)。1958年以后,天主教活动受到“左”思潮冲击,到1964年仅剩下10余座教堂。1966年上半年,在贵阳举办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贵州进行侵略活动的罪证展览》,参观者达2万人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宗教活动全部被禁止。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得到了全面落实,神职人员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被占用的天主教堂得以收回,到2000年全省教堂为66座。省和各级天主教爱国组织恢复了工作。1980年11月,贵州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成立,全省各地的堂口也陆续恢复了宗教活动。1982年6月,省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作出《关于贯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的若干具体规定》,重申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1988年11月,贵州省天主教爱国会第四届代表会议暨贵州省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召开。11月29日,贵阳教区全体神父和教徒代表投票选举王充一为贵阳教区正权主教,12月4日,举行了祝圣典礼。贵州天主教会在不断加强省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自身建设的同时,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把爱国爱教统一起来,号召广大信教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天主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二章教区和社会组织

第一节教区

  一、贵州教区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罗马教廷宣布在贵州等省设立代牧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国划分为十二主教区时,贵州为主教区之一(但未成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宣布天主教弛禁,罗马教廷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宣布重设贵州代牧区。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贵州教区成立(属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全省教务,由四川代牧区助理主教范若瑟兼管。次年,派白斯德望神父到贵州。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白升任贵州教区主教,贵州教区成为独立教区。白斯德望逝世后,童文献任教区长。后分别由胡缚理、李万美、易德谦、施恩、蓝士谦任主教。

  民国11年(1922年),安龙监牧区成立(5年后成立教区),贵州教区改称贵阳教区。

  1999年12月6日,根据贵州天主教的实际情况和教会事业发展的需要,经省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并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审批,同意将原贵阳教区、安龙教区和石阡监牧区合并为贵州教区,王充一任合并后的贵州教区主教。2000年,贵州教区有教徒约9万人,主教1人,神父18人,修女32人。

  二、贵阳教区

  民国11年(1922年),安龙监牧区成立后,贵州教区改称贵阳教区。民国21年(1932年)石阡监牧区成立后,贵阳教区所辖范围进一步缩小,为贵阳、遵义、安顺、毕节、六盘水和黔南40多个县。民国35年(1946年),罗马教廷在中国改行“圣统制”,贵阳教区成为贵阳总主教区,管辖安龙教区和石阡监牧区。

  贵阳教区下设机构有主教府、大修院、中修院、小修院、圣心修女院、“天神之后”加拿大修女院等。其经费来源主要分三部分,一是罗马传信部下设的“传信会”提供传教经费,“圣伯多禄会”提供大修院经费,“圣婴会”提供付洗临死婴儿、收养孤儿等经费;二是教区的收人,主要是田租收人;三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提供的经费。到民国38年(1949年),贵阳教区有主教1人,外国传教士20人,中国神父54人,4个总铎区(遵义、安顺、惠水、独山)教堂34座,教徒24526人。教堂设本堂神父1人,较大的教堂增设副本堂1人至2人。教堂有贵阳北堂、南堂和六冲关、青岩、清镇、开阳、修文扎佐,遵义、鸭溪、桐梓、绥阳、湄潭、习水二郎坝,黔西、金沙、毕节,安顺、平坝、镇宁县城、镇宁黄果树、关岭、关岭花江、普定、惠水、惠水摆金、龙里、贵定平伐、福泉团坡、平塘、独山、独山三棒、都匀、荔波天主堂。教会兴办的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有中学1所、小学10余所,多数堂口设有医馆、施诊所或孤儿院。1958年,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自选自圣了贵州天主教第一位中国籍的主教陈原才。1988年11月29日,贵阳教区全体神父和教徒代表投票选举王充一为贵阳教区正权主教,12月4日,举行了祝圣典礼。1999年12月,与安龙教区、石阡监牧区合并为贵州教区。

  三、安龙教区

  安龙教区亦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区域。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贵州教区主教施恩巡视全